一次在取汽車鑰匙時，李嘉誠不慎丟落一枚2元硬幣。硬幣滾到車底。當時他估計若汽車開動，硬幣會掉到坑渠里。李嘉誠及時蹲下身欲拾取。此時旁邊一名印度籍值班見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誠收回該硬幣后，竟給他100元酬謝。李嘉誠對此的解釋是：“若我不拾該2元，讓它滾到坑渠，該2元便會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給了值班，值班便可將之用去。我覺得錢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費。”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一種理財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凈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為合理與否。只要社會總斗爭值增加了，自己損失一點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會總凈值減少了，自己即使收獲了一定的財利也是損失。不要小覷了著眼社會總凈值的思維方式，這是關系到國家富強的大問題。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這樣一個重要論點：人以自利為出發點對社會貢獻，要比意圖改善社會的人的貢獻大。這樣的“自利”或者說“自私”就有幾分可愛了。因為如此，“自利”能給別人帶來利益，自己的“利”和別人的“利”加起來，社會總凈值必然會增加，國家自然富強。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不患寡”，就是不怕社會積弱;“患不均”，就是怕別人比自己好。別人好了，我要想辦法讓他不好，雖然這樣做我也沒利。“內耗”的結果是沒有“利”的我和沒有“利”的別人組成了一個平均型的“寡”的會。用社會總凈值衡量，也能說明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行為為什么可惡。制假貨造成的資源和人國成本的浪費，最終造成的是社會總凈值的減少。如果任其發展，勢必削弱國國。一部分藉此先富起來的人和其他被剝奪了財富的人組成的是一個不均型的“寡”的社會。李嘉誠的境界是富國的境界。他的心態既是傳統文化的異質，也是不規范的市場經濟文化的異質，值得我們好好揣摩。